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国作为全球**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突破性成就，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成绩来之不易，历经艰难险阻。

“2020年给世界挖了一个坑，2021年将是填坑的过程。”有人如此笑称。展望“填坑”之年，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仍在，经济社会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如何化危为机，负重前行？

“填坑”之年面临风险挑战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迈好**步，见到新气象。

展望2021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能够比较确定的是中国经济的走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始终处于疫情的困扰中。随着疫情的二次传播，西方国家娱乐、旅游、航空、零售等行业将继续受困，全球经济的前景并不乐观。

危机中孕育新机，变局中开启新局。中国经济具有独特优势，在后疫情时代有望继续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仍不容忽视。

——风险积聚，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须找到平衡点。

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仍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地方债、房地产仍是金融风险中的“灰犀牛”，包括P2P在内的一些跑偏了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曾引发巨大风险，带来的教训十分深刻。如何在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之间找到平衡点，将是2021年面临的重要课题。

面对疫情肆虐，为保障民生、纾困企业、重振经济，多国相继出台宽松政策。特别是美联储为应对股市风云突变，大幅下调利率，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制造出巨额流动性，并直接干预风险资本市场。美国在2020年和2021年的预算赤字将达到历史性高位，给全球带来巨大潜在风险。对此，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表示，欧美宏观政策的外溢性明显，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加大，而我国正在加大金融开放，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虽然我国治理金融乱象取得重大成果，但资金池清理、资产净值化、取消刚兑、高风险机构排查清理、金融基础设施紊乱等现象还需要继续整治。

2020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再次提高，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目前，我国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非常时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考虑有序退出。“退出是有序退出，不是立即就退，而且必须逐步退。”楼继伟说，在此背景下，应稳住宏观杠杆率并让其逐步下降。

——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仍将持续。

2021年全球疫情防控依旧任重道远。疫情叠加中美经贸摩擦，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全球粮食危机、外需持续萎缩、反全球化思潮等衍生风险仍将持续。

疫情期间，北京大学教师赵玉凤在线远程教授高等代数课程 沈伯韩 摄

尽管疫苗被寄予厚望，但疫苗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以及是否能够覆盖大多数群体，是疫情能否出现拐点的关键所在。德意志银行预计，全面接种疫苗的活动将于2021年一季度在发达经济体率先展开，然后在二季度继续扩大范围。人们是否同意接种疫苗以及是否会强制接种？世界经济能否复苏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果推广疫苗的行动缓慢且效果有限，那么世界主要经济体很可能将再次陷入衰退。持续衰退的经济将给国际关系带来何种挑战？原本就局势紧张的特殊地域是否会出现局部冲突，并在更大范围内蔓延？这些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打破构建双循环的制约因素，才能见到新气象。

扩大内需面临制约因素。我国消费市场复苏态势不断巩固，传统零售业态持续回升，但居民就业、增收难度加大，大城市住房问题突出，造成消费信心不足、消费意愿下降，成为扩大内需面临的制约之一。优质供给不足，对消费潜力挖掘不够，影响内循环畅通。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消费的支撑点主要来源于汽车消费和高端消费，重要原因是高收入群体受冲击小，并非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激发支撑。剔除这些，整体消费持续性仍有疑虑，要高度关注中等收入群体在疫情期间收入受到全面冲击的现实。

投资拉动持续性不够，民间资本活跃度仍待提高。中国银行研究院的研究显示，疫情后中国稳增长的资金主要源自银行信贷和财政资金，市场化资金来源相对不足，民间资本活跃度不高。短期内可以由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投资，但长期来看，还是要让民间投资不断恢复信心。受疫情冲击影响，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库存和应收账款增加、利润下滑，影响企业再投资。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减缓，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带来影响。

制造业升级面临困难，市场主体活力略显不足。部分产业布局不够合理、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凸显。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建议，学习借鉴日本全球化布局的经验，构建一张世界产业版图，培养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受市场需求偏弱，土地、劳动力、能源约束趋紧，成本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压力依然较大。

都市圈、城市群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结构性潜能，但城市间要素流动受限、政策衔接不畅等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出口恢复令人惊喜，但外贸外资增长受限。全球经贸发展存在变局，主要经济体内顾倾向明显。地缘政治风险犹存，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外部非经济风险加大。部分外贸企业反映，出口恢复令人惊喜，但企业有新的担忧，出口运行面临汇率、订单履约、运输成本等方面的新难题。

“十四五”开局带来红利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着眼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和投资规划，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相关领域改革，带动产业快速增长和提速升级。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2021年注定不凡。

——推动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需求潜力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已形成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还将不断扩大。从供给能力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这是中国迈向新发展格局的信心与底气。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注重需求侧管理，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以高质量的新产品、新设计引领消费潮流，进而实现供给和需求间的良性互动。

——数字经济成发展新动能，新基建拉动作用显著。疫情见证了中国数字化时代**规模的一次集体线上办公、生产和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迅速变革着国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服务广泛应用，成为经济寒冬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围绕新消费，既有新的热点出现，也加速着传统及老化的基因淘汰。CBNData首席商业分析师李湘告诉半月谈记者，新发展格局下，新消费行业、国货品牌、互联网公司，以及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都迎来了历史性机遇。美的集团副总裁张小懿说，疫情下的“宅经济”加速了智能家居落地，企业要依靠数字化全链条协助，重构与消费者的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应用场景日渐丰富，这背后是新基建快速发展带来的加速度。天津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网络平台治理研究报告（2020年）》显示，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正在为中国网络平台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也为平台模式的演化带来新思路。

然而，相比于生活消费场景的丰富，新基建在产业领域的渗透水平并不算高。以人工智能为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翀认为，在工业领域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监控设备、控制风险、提高生产效能、作出科学管理决策，但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往往比较困难。一方面，改变认知和用户习惯需要过程；另一方面，目前数据要素的使用和流通仍面临挑战。

——财税、金融改革在路上，处理好收、支、债动态平衡是关键。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财税、金融体制应协同优化。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指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有利于稳增长、防风险，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也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收支大概率将维持“紧平衡”状态。“平衡财政**的目标是实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现在要把财政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财政就不能完全以实现自身平衡为最终目的，而要以服务宏观大局和经济社会需要为目标。”冯俏彬说，“这就需要在一个周期内来看待这个事情，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财政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2020年11月3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王翔 摄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带来新机遇。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靠科技自立自强。在新发展格局下，对产业“卡脖子”技术进行突破，深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重点领域，才能更好地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一脉相承。

徐洪才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未来应支持更多中小企业抱团合作创新，加快产学研对接，引导更开放合作下的创新。

参与全球治理，保持战略克制

2021年，我国将会面临怎样的国际环境，美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会继续“脱钩”还是有限角力？美国媒体有关拜登上台后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拜登会继续采取强硬对抗立场，二是奉行竞争合作的对华策略。

“无论拜登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其目标与其前任不会有什么两样。”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长银说，“拜登上台后，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和挑战会更大。”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发恩预测，从拜登时代开始，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阶段，不同于特朗普时代的全面遏制，而是遏制+竞争+有限制的合作。

——**风险来自地缘政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凌胜利认为，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例如台湾和南海问题，中美博弈仍将继续。“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认为，中国维护主权海洋权益以及追求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维持在该地区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不易化解。

疫情之后，全球将进入一个战略收缩时期，全球治理动能不足，很难有一个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具有三方面优势：**，过去参与全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第二，我国疫情防控率先取得成效，经济稳步复苏，有一定经济实力来参与全球治理。第三，我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有很多伙伴，在很多领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信任。

——国际合作需求前所未有，但主导权之争在所难免。面对疫情冲击，国际社会在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恢复经济、应对粮食危机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更包容和公平的全球化进程等，亦是未来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

2020年11月27日，科研人员在福建三明永安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进行电池耐受高温实验 姜克红 摄

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打击走私等领域具有合作空间，但两国在合作理念上存在分歧。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如为称，合作永远不是美国的**考量，中国所说的合作是达到共赢的目的，而美国则是要垄断的赢，要占据主导地位，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就声称多边合作要由美国主导。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当中，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形成的大自贸区网络正在加速构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机。我国企业应积极研究对接国际规则，优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降低营商成本，提升全球竞争力。

汪力成说，中亚、东欧是最后的出海通道，建议支持民企做好中亚、东欧市场。“比如这些国家的电网设备，都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改造需求强烈，也希望与中国企业合作。”

——以新兴领域为突破口，改变全球治理逡巡不前的困局。相较于传统领域的僵局，国际社会在跨境电商、海洋科考等新兴领域的合作空间相对广阔。以“增量”盘活“存量”，或许是破解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可行路径。抓住了新兴领域的治理，就等于抓住了全球治理的未来。

2021年应发挥制度优势，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富成效的公共产品。我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底气。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我国为全球抗疫作出重要贡献，并积极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为参与全球治理赢得了国际声誉。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获得联合国的一致称赞，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减贫经验，是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

——保持一定战略克制，避免过度战略透支。虽然我国面临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但也应清楚自身实力的边界，保持一定的战略克制。凌胜利指出，在参与全球治理时，要警惕诱惑和陷阱，避免过度战略透支。当前，其他大国不愿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这表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推进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不是凭一国之力就能够克服的。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21年第1期 原标题：《2021的危与机》

半月谈记者：毛振华 屈凌燕 陈刚 王淑娟 艾福梅 郑天虹

责编：杨建楠